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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早就存在着劳动与土地这两大生产要素市场，有文字可查的记录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到了清代，这两大要素市场还有了某种发展。人们用“千年田，八百主”形容土地买卖，一些地区如苏州等地还形成了专门的劳动力市场。一些学者一直将上述两大要素市场的存在作为明清时期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表征。事实上，这两大要求市场在中国早就存在，它和资本主义萌芽并无必然的关系。

从事实来看，中国人现代化确实奠基在条约制度上。英国人订立条约之最初目的不过是为中国、英属印度和英国本土之间的贸易寻求强制的保障。……

从当时公认的国际准则出发，这些条约的部分权利是符合欧洲国际制度的。如《中英南京条约》规定“所属华英人民，彼此友睦，各住他国者，必受该国保佑身家安全”的互惠权利，英国臣民在中国5个通商口岸带同家属居住的权利，以及享有在中国各地自由贸易通商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代表了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的理想，在19世纪的欧洲各主权国家之间也通常得到认可。……不过，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注重的是尊严受到侵犯，根本没想到需要采取保护性关税——有关进出口税的主要变革在于建立了新的海关制度，扫除了传统的捞外快和收小费等一整套敲诈勒索制度。

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尽管条约制订的目的比较简单具体，并给中国带来种种屈辱，但其影响却比较深远。到1860年以后，条约制度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特殊部分，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才开始广泛地接触西方文化，产生了为现代化奋斗的长期动力。

清人包世臣曾有记载：“凡治田不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水田一亩需要8至9个工，按亩产2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1/30。复种的情况也差不多，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

这种情况表明：当时农民经营土地，已不是追求经济效益，而是因为有剩余的劳动力需要安置。农民是否能充分发挥其生产力，达到合理的劳动生产率，是社会经济荣枯所系的根本问题。而在沉重的人口压力下，中国的农民们却陷入了这样一种境地：既苦于劳动所得低于维持生活所需，又不得不在边际效益降低的情况下继续投入大量劳动。正是他们的廉价劳动，勉强支撑着危机四伏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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