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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

德國知名的社會學家、百科全書式的博學者，與馬克思和涂爾幹公認是社會學理論的三大奠基人。

年輕時就展現出對哲學、歷史、法律、政治、經濟、神學等各方面的廣泛興趣。一八八九年獲得柏林大學法律博士，一八九一年開始在柏林大學法律系任教。一八九三年與妻子瑪麗安娜結婚，一八九四年受聘於弗萊堡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一八九六年轉至海德堡大學任教。一八九八年曾因精神狀況無法正常工作，後來雖曾短暫恢復教學，但最後仍在一九○三年辭職，與宋巴特創辦《社會科學與社會政策文庫》期刊，開始撰寫他後來最知名的代表作《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九○九年開始寫作《經濟與社會》。一九一五年發表《世界宗教的經濟倫理》前三個部份，隔年發表第四部份。一九一九年參與威瑪共和國憲法的起草。一九二○年出版《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一卷，即修訂後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當年六月因肺炎在慕尼黑辭世。

他身後留下的大量作品，都是由遺孀瑪麗安娜編輯整理後出版，包括：《宗教社會學論文集》第二、三卷、《政治論文集》、《經濟與社會》、《科學學說文集》、《社會學和社會政策論文集》、《社會經濟史論文集》等。一九八四年開始，《韋伯全集》陸續出版。

譯者簡介

李中文

輔仁大學德文碩士。擔任過出版社主編、大學德語講師．目前為專職譯者。譯作包括：《兒童背脊健康法》、《孩子需要的9種福分》、《運動讓你不生病》、《無效的醫療》、《細菌之謎》、《閱讀的歷史》、《美國說了算》、《何謂哲學問題》、《論時間》、《數位癡呆症》、《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等二、三十本書。E-mail: roger686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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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的演讲针对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思想方式、制度化经营与伦理要求对所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精神科学或历史性科学——造成的理性化效果。

而涉及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科学（各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所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而恰恰是因为它们也被转变为“科学”——以大学为中心的现代知识体制在专业化的制度经营与生活方式上对这些制度的“研究者”提出了“职业科学人”的同样要求。

业余者和专家的唯一不同，就在于他缺乏一套完全确定的工作方法，因此，对于自己的想法，他一般不能完全控制、评估乃至贯彻执行其中的全部意涵。

他会坚持说，自己之所以献身科学，是在“为科学而科学”。……可是，他把自己完全纳入到这种永无止境地运转的专业化经营中，致力于取得注定将会过时的创造成果，那么在何种意义上，他相信这样是有意义的呢？

在教室里，唯一有效的品德就是朴实的理智诚实。不过，这一义务也要求我们指出，今天有许多人等待着新的先知与救世主，可他们的处境无异于《以赛亚书》的预言中仍在流亡的以东人的守望者动人的歌声唱到的：“有人声从西珥呼问以东：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者说，黎明将至而黑夜仍在。你们若要问，可以回头再来。”听这话的那一族人已经追问并等待了两千多年，而我们知道他们令人战栗的命运。我们应该从中汲取教训：单凭渴望与等待，将一无所获，应该做些别的。投入我们的工作，无论作为一个人，还是一项天职，达到“日常的要求”。这其实朴实、简单，只要每个人都找到主掌自己生命之线的神灵（damon），听从它。

科学在理智化上的彻底胜利，不仅意味着世界本身的空虚与贫乏，也转而在根本上侵蚀科学职业的伦理内核。这才是官僚时代科学工作的真正危机。人的生活越是被理性化的经营所统摄，整个世界越是为形式理性化的官僚机器所笼罩，制度化经营无所不在、无远弗届的力量不仅清除了所有巫术与魔法的残余，也不再为任何超越此世生活的精神动力留下任何空间。当整个世界成为修道院时，“入世苦行”就成了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它既无从人世，也没有真正人格意义上的“苦炼”（Ubug），只要服从理性规则就可以了。这一理性化的世界，最终吞噬了理性化最根本的“非理性根底”，将那些作为理性化生活之道根本的超越源泉，也变成其支配的对象。世界的除魔，在最接近胜利的凯旋时刻，突然丧失了全部的动力。入世苦行主义得以催生和培育职业人对“事业”的献身与理性自律的那种精神根基，在科学的理智化和除魔的进程中，似乎已经穷途末路、无处遁形了。只有从这一危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韦伯一方面始终坚持现代文明的理性化是不可避免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对这一进程的未来，却仿佛一位不祥的先知，不放过任何场合发布悲观的预言。

传统包含了每一种文明离自然本身最近的道路包含了这个文明的生活之道与自然最初的约定。只有回到传统的根源，科学家才能重新找到生活真正的可能性。只有在这个机器的轰鸣声不得不沉默的地方，我们才能捕捉到人性最微弱的声音。科学，只有在这个传统与人性联结和冲撞的地方，才能重新开始。我们这些职业人不能忘记一个朴素、简单的事实，对于生活，我们所有人都是外行。只有找到通向人性的道路，对于我们这些科学家来说，活着才不再是一种与死亡只有物理温度差异的经营问题，不是只有苦难驱使下的纪律与义务，而在内心中拥有可以品尝的喜悦和学而不已的快乐。

在实践中采取某种政治立场是一码事，而分析政治结构 和政党立场则是另一码事。在公共集会上谈论民主的时候，个人不应该隐瞒自己个人的立场;相反，采取明确而可辨认的党派立场，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和职分。人们在这样的集会上所使用的语言，不是科学分析的手段，而是在政治上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立场的工具。这些语言不是为沉思的思想松整土壤的犁头，而是刺向敌人的刀剑是武器。但在课堂上或报告厅里，以这种方式使用语言就是冒犯。在这种环境，比如，要是对“民主”进行讨论，那就该考察它的各种形式，分析它们的运作方式，确定这种或那种形式对生活状况产生的具体后果，然后将这些形式与其他非民主形式的政治秩序进行对比，努力做到，在这样的情况下，让听众本人找到一个立足点，能够根据他们自己的终极理想，选取立场。但是，一位真正的教师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站在讲台上居高临下地把某种自己的立场强加给学生一一不管是明确主张，还是含蓄暗示一一因为所谓“让事实自己说话”往往是一种最不诚实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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