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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通史性的作品，是法国一代汉学巨擘谢和耐先生的名著，获1972年圣杜尔奖（法国*学术奖），为英、美等国大学*通行的中国文明史教材之一，早已被译成各主要语种。《中国社会史》共十一卷，从远古一直写到1976年。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持论允当、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大史学家应有的风采。

译者的话

序言

地域与居民

汉族

非汉族之少数民族

生活方式与文化

以从事发达农业为主的定居居民

草原地带的游牧居民

喜马拉雅山系及其交接地区的山地居民

华南与东南亚之混合文化

定居居民文化与中亚绿洲商人

欧亚大陆通道

华夏世界历史演变梗概

一、古代

二、武士帝国

三、1644年之前的官吏帝国

四、近代中国

五、当代中国

华夏文明的一般特点

文字

卷 从古老王国至中央集权国家

章 古老王国

一、新石器时代前期

夏朝

二、古老王国

青铜时期个朝代：商或殷

占卜与祭祀

第二章 列国时代

一、古老王国的衰落

周代前期

传统年表

二、从诸侯至列国

公元前9-前7世纪的贵族社会

贵族制度的衰落

第三章 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

一、变化加速

政治权力的变迁

战争性质变化

经济发展与技术革新

社会剧变

二、国家革命

建立中央集权国家

新国家的重大特点

第四章 古代遗产

一、公元前10-前6世纪的传统典籍

经典著作

传统经典的相对晚期性

二、伦常观念与政治思想的觉醒

孔子；儒家学派之宗

墨子：宣道社团的奠基人

……

第二卷 中央集权国家的兴起、发展与衰落

第三卷 中世纪

第四卷 从中世纪至近代

第五卷 中国的“文艺复兴”

第六卷 从汉化诸皇朝到蒙古人进占

第七卷 独裁君主与宦官之治

第八卷 独裁家长制

第九卷 从衰落到外侮

第十卷 苦难的中国

第十一卷 历史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

谢和耐（1921—2018），法国著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专事中国社会和文化史研究，在汉学界享有盛誉。著述有《蒙元入侵前夜中国的日常生活》、《中国和基督教》、《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以及《中国社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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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人特有的对抽象和理论的反感厌恶，于是形成了中国共产主义思想注重实践的特征，及其在西方人眼里的明显缺陷。

从上述简略情况，可以暂且得出一个总结论：银铜复本位制在中国起的作用是使穷苦阶层的境遇愈加恶化，而19世纪期间世界金银复本位制则进一步摧毁中国经济。

我们来谈谈关于中国思想总特点这一荆棘丛生的领域。首先要了解涉及的方面：是什么年代，属于人类那种活动领域，处于哪种社会环境。然而，所有接触过这一国度的人都明显感觉到：这里与我们成长起来的世界极不相同，而且至今仍然如此。中国的基本传统——无论政治、宗教、审美、法律——均与印度、伊斯兰、基督教的西方迥然不同（再者，处于喜马拉雅山系这个威严屏障之外的诸文明，彼此之间有过众多的经常性接触）。中国不了解超验真理、自然幸福观念、严格的私产概念。中国推崇互补、关联、汇聚、远距作用、示范等概念，将秩序观念视为有机的总体而排斥对立物，绝对观念以及精神与物质的截然分开。中国没有求助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详尽表格，也不使用印度式的套接排列，而却运用变化能动的象征体系。就中国思想而言，这种体系更能反映万物与世界的秩序。中国逻辑不从言语的分析出发，而是基于运用具有相反、相承价值的符号。这种重要倾向终于导致书写符号凌驾于口语之上。或许文字也与这种深层倾向有关。

中央集权国家出现，与此同时旧社会流亡，用“革命”一词形容这种情况再合适不过，因为帝国政权由此奠定基础，而且一直影响华夏世界的基本政治观念，故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在东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足可以与古希腊罗马及西方世界的城邦出现相比。此外，二者既有重大区别，也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中国与古希腊一样，贵族社会危机终于导致贵族制度的“民主化”。农民上升为“武士”，摆脱贵族大家族控制，取得了爵位，亦即将贵族的旧等级移置于中央集权国家的新环境之中。同时，意味深长的是：“赋”一词先前意近我们中世纪的义务服役（赋指受封采邑者贡献人力、车辆，春秋末期已改为贡献财务），最后却应用于由国家向每个人征收的人头税及其他税项。

华夏世界发展之所以不同（总之其演变非常独特），是因为春秋时期的制度与印欧世界乃至古希腊的习俗毫无类似之处；后者拥有彼此权利平等的武士议会，城邦议会看来是武士议会的移用。

变革的最重要成果之一是将从前隶属于贵族家庭的农民变成新国家经济与军事力量的基础。生产职能与作战职能紧密结合，任何其他文明都未出现过这样的系统。这种结合至9世纪为止一直是华夏世界政治制度与社会制度的根基，但中间稍有中断。不过，这些亦农亦武的农人既非拥有随意生杀予夺之权的暴君的臣民，亦不是共同参与处理城邦事务彼此权利平等的公民。将公元前4世纪确立的新政治制度仅仅视为普通形式的专制主义，这是错误的看法。事实上与其说君主拥有专断的指挥权力，毋宁说体现的是协调与推动的权能。

法律措施的目标不仅是彻底改革政治组织，而且谋求改造整个社会。定出罪恶尺度与爵位标准，二者构成不可分割的两部分，由此达到建立连续而又经常作调整的社会等级，以此引导臣民的全部活动，并使之效力于国家；嘉奖从事有益活动的人（武士、产粮者），惩治无用之人（游民、奢侈品制造者、是非之徒、空谈家）。当时的历史条件（军队发达，农民为军队提供主要兵员；为了进行长期战争必需储备足够的粮食）确实对将农业生产置于最优先的位置有推动作用。因此农业被视为经济与军事实力之本，与手工业、商业等次要活动或辅助活动则相反（称之为“末”），后者混乱的发展可能导致国家衰弱、覆亡。重要的是，要限制一切使居民不务主职的活动，要与投机者作斗争，控制必需品价格，监督货币。因此，自公元前4—前3世纪起，政治经济学便开始发端，这门学科在华夏曾得到重大而早熟的发展。

敌视商人，曾对华夏世界命运产生深远影响。而这是中国文明的特殊之点，其原因多样而复杂。汉代之前，按士人传统，无论墨家、道家、法家，都谴责奢华与无畏消费，但不同思想流派的谴责动机并不相同。嗜好奢华在士人传统中是挥霍、骄傲与不道德的标致。孟子早已将其视为农民贫困的间接原因之一。道家视奢侈为虚夸与混乱之源，而墨子门人则以刻苦、全面节俭以及均贫富的理想来谴责奢华。但对商人的敌视似乎可从统治者及国家政权方面找到其深刻根由；商人是打破社会稳定的因素，因为商人拥有财富，可以真正统治穷人，而且可以收买农家土地，雇佣被其陷于贫困境地的农人，像对待奴隶一样将其置于矿山、冶炼工场或手工工场之内。商业活动引导无谓消费，转移国家生存所必需的基本活动：维持军队与开展外交行动所需要的谷物生产与布料生产（丝织品赏赐成为外交活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以及防卫活动与公共工程。因而商人与手工业者同时带来社会性、政治性、经济性的危害。汉代中国的生气与活力大部分归因于战国时代以来的技术进步，也归因于谷物、盐、铁、布料生产的增长。将这类财富源泉都让与商人或由其肚子控制，也就无异于听任帝国衰亡瓦解。唯有政府能控制主要财富源并加以分配，和平与统一才有可能。

编辑推荐

法国汉学巨擘谢和耐传世经典，欧美大学*通行的中国文明史教材之一。

书籍介绍

《中国社会史》内容简介：这部通史性的作品，是法国一代汉学巨擘谢和耐先生的名著，获1972年圣杜尔奖（法国最高学术奖），为英、美等国大学最通行的中国文明史教材之一，早已被译成各主要语种。《中国社会史》共十一卷，从远古一直写到毛泽东主席去世。它视野开阔、举重若轻、持论允当、一气呵成，充分显示了大史学家应有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