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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康霖文集：回顾与反思》共汇集了50篇文章，并按公开发表的时序排列。这50篇文章涉及的内容广泛，但按关注的侧重点大体可分为四大部分：关于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论述；对资金问题的讨论；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行股份制经济的理论基础；对一些常规立论和传统观念进行补充、修订和发展。

关于流动资金实质的几个问题

财政银行部门支援农业的重要课题——谈谈怎样促进农业集体经济增产、社员增收

从我国银行的地位作用谈财政金融体制改革

现行财政银行体制需要改革

关于奖金的几个问题

我国银行贷款仍有货币性贷款与资金性贷款之分

金融理论教学的内容需要更新和丰富

也论派生存款

论财政收支平衡与信贷收支平衡

论财政资金信贷资金的分口管理

经济效益与商品流通

怎样认识储蓄的积累资金的作用——与王隆昌同志商榷

论通货膨胀与信用膨胀

论货币积累与现实积累

企业技术改造与经济效益

我国银行体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理论问题

怎样看待我国银行的存贷款关系

试论与货币流通有关的几个问题

也谈怎样理解借贷资本与银行资本的区别和联系

论入股分红

银行与企业的技术改造

略论资金与成本的关系

论我国利率杠杆的特性与利用

“三平”理论需要丰富和发展

访日归来话金融研究

货币在当代经济生活中的分配作用

对解决资金紧缺问题的看法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资金运动与银行信用

企业自有资金不足有碍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企业自有资金不足问题剖析

关于宏观控制的比较研究——兼论改善宏观控制与搞活微观经济的结合点

论“一元钱代表着一元钱的物资”

银行业务经营的特点和承包的难点

需要重新认识金融活动

党的十三大的精神与金融业的发展与改革

承包·企业化·实验区——再谈金融体制改革

对我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的几种理论观点的评介

要注重调整货币资金的结构

充分发挥工资杠杆的调节作用

资金紧张——钱到哪里去了

当代股份制的信用关系

股份制改革的理论与我国的现实

关于股份制问题

论资金与货币的关系

资金与利润能相互转化

由“诚信热”所想到的——怎样确立我国信用制度建设的理论和思维模式

谈谈解决资金紧缺的出路

公共品研究要有新视角

对我国金融热点问题的探讨

中国是否会出现“滞胀”需要有辩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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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展望未来的工作，财政银行在支援农业集体经济增产增收中应当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挥财政、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配合作用。当前，农业集体经济产生增产不增收的原因很多，总的说来，内部原因是农业生产费用增大，外部原因是农副产品的价格偏低。在农业生产费用增大的情况下，如果按没有调整前的农产品价格计算的农业收入减去农业生产费用后，盈利很少，甚至亏本。据调查，地处平原地区，经济作物比重又较大的什邡县，1978年全县每亩田的纯收入才仅有两元，而条件相同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广汉县，就只能保本。处于丘陵地区的社队，情况就更要糟一些。1978年大足县邮亭公社，每斤（1斤=500克，全书同）粮食成本是一角五分，如按没有调整前的每斤粮价一角计算，则每斤粮食就要亏本四五分钱。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地劳动，难道没有为社会创造新的价值？这说明农副产品的价格不合理。党的三中全会决定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是完全正确的，符合经济规律要求的。这是使农业集体经济增产增收的重要因素。但仅此一举，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总的说来，我国农产品的商品率还很低，一般只占农产品产量的20%-30%。穷社穷队商品率就更低，几乎没有多少余粮和其他农产品可以出卖。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也不能促使它们增产增收。因此，除了调价以外，财政银行部门应从资金上予以支持。不然农民没有钱，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调得再低，也买不起。许多地区曾出现农业生产资料积压滞销的现象，其原因：有的是质量没有过关；有的是生产技术没有掌握；有的是机械代替了人工后，劳动力出路问题没有解决好；而农民穷也是一个原因。所以在进行价格分配的同时，要配合财政、信贷分配。价格分配从整个社会来看，不会增加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但它会转移国民收入和社会财富。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降低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要引起国民收入在国家与集体、个人之间的转移即再分配。这种分配是以交换为条件的。谁交换得多，就得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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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出版的这一著述，主要汇集我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论文，为了体现我研究的系统性和专一性，少数不是80年代的文章也纳入。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思想非常活跃的年代，也是思想激烈交锋的年代。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但此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并未完全消除，在一些领域“左”的影响仍然较大。当时，他们非议办经济特区，指责办经济特区是培育“和平演变的温床”；当时，他们反对搞股份制改革试点，责难搞股份制是推行私有化；当时，他们不赞成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认为这是瓦解公有制经济；当时，他们非难引进外资，把引进外资看成是做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在这些“左”的思潮的影响下，当时在思想战线上提出：要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外，着力“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在舆论宣传上要划分清楚两种改革观的界线，即所谓的坚持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本主义方向。20世纪80年代有两件事对文教、宣传部门冲击较大：一是“清除精神污染”；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应当说这两件事对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它们的影响没有妨碍我对一些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专业问题的再认识，没有消减我的研究兴趣。相反，时代激起了我求知的欲望，探索的热情。我勇于面对实际，对经济和金融领域中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力争做到从感性认识到理论的升华。

　　“善学者尽其理，善行者究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