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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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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居无事，翻书度日。而资性粗钝，不能研究经学，惟历代史书，事显而义浅，便于流览，爰取为日课，有所得则劄记别纸，积久遂多。

漢承秦制，設丞相、御史大夫，以理朝政，謂之二府。……亦稱三公。其掌兵者則曰太尉，武帝改為大司馬，而冠以將軍之號。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大司空，與丞相、大司馬備三公官。建武二十七年，詔大司徒、大司空去“大”字，……三公亦稱三司。……鄧隲以車騎將軍儀同三司，于是三司之外又有儀同之號，……東漢諸帝多年幼嗣位，于是三公之上又以太傅錄尚書事。……于是太尉、太傅、司徒、司空又稱四府，……然自霍光以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輔政，自後外戚輔政者往往為是官，於是大將軍之權又在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四府之上。……終漢之世，以外戚秉權者為大將軍，以老臣錄尚書者為太傅，否則不設，惟三公官常為宰相之任。至獻帝時，董卓自為相國，而太尉、司徒、司空之官仍舊。迨曹操柄國，慮人分權，乃復漢初舊制，罷三公官，專設丞相、御史大夫，……

和議

義理之說與時勢之論往往不能相符，則有不可全執義理者，蓋義理必參之以時勢，乃為真義理也。

宋遭金人之害，擄二帝，陷中原，為臣子者固當日夜以復讎雪恥為念，此義理之說也。然以屢敗積弱之餘，當百戰方張之寇，風鶴方驚，盜賊滿野，金兵南下，航海猶懼其追，幸而飽掠北歸，不復南牧，諸將得以勦撫寇賊，措設軍府，江淮以南，粗可自立。而欲乘此偏安甫定之時，即長驅北指，使強敵畏威，還土疆而歸帝后，雖三尺童子，知其不能也。

故秦檜未登用之先，有識者固早已計及於和。

洪皓以樂天畏天語悟室，猶第使臣在金國之言也。

紹興五年，將遣使至金，通問二帝，胡寅言「國家與金世讎，無通使之理。」

張浚謂「使事兵家機權，日後終歸於和，未可據絕。」是浚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陳與義云「和議成，豈不賢於用兵？不成則用兵必不免。」是與義亦未嘗不有意於和也。

高宗謂趙鼎曰「今梓宮、太后、淵聖皆在彼，若不與和，則無可還之理。」此正高宗利害切己，量度時勢，有不得不出於此者。

厥後半壁粗安，母后得返，不可謂非和之效也。

自胡銓一疏，以屈己求和為大辱，其議論既愷切動人，其文字又憤激作氣。天下之談義理者，遂群相附和，萬口一詞，牢不可破矣！然試令銓身任國事，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不能也！即專任韓、岳諸人，能必成恢復之功乎？亦未必能也！故知身在局外者，易為空言；身在局中者，難措實事。秦檜謂「諸君爭取大名以去，如檜但欲了國家事耳。」斯言也！正不能以人而廢言也。

其後隆興又議恢復矣！呂本中言「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關。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去耳！朝廷之事，誰任其咎？」湯思退亦云「此皆利害不切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社大計，豈同戲劇？」斯二人者，雖亦踵檜之故智，然不可謂非切中時勢之言也！

其自序末謂：“自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乃指所述歷代之事止於太初，非謂作史歲月至太初而訖也。李延壽作南、北史凡十七年，歐陽修、宋子京修新唐書亦十七年，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凡十九年，遷作史之歲月更有過之。合班固作史之歲月並觀之，可知編訂史事未可聊爾命筆矣。元末修宋、遼、金三史，不過三年；明初修元史，兩次設局，不過一年，毋怪乎草率荒謬，為史家最劣也。

母后臨朝，肆其妒害，世莫不以呂、武並稱，然非平情之論也。武后改朔易朝，遍王諸武，殺唐子孫几盡，甚至自殺其子孫數人，以縱淫慾，其惡為古今未有。呂后則當高帝臨危時，問蕭相國後孰可代者，是固以安國家為急也。孝惠既立，政由母氏，其所用曹參、王陵、陳平、周勃等，無一非高帝注意安劉之人，是惟恐孝惠之不能守業，非如武后以嫌忌而殺太子弘、太子賢也。

谢晦传，宋书载其被讨时自诉表云：“若臣等颇欲执权，不专为国，初废营阳，陛下在远，武皇之子，尚有童稚，拥以号令，谁敢非之？而诉流三千，虚馆三月，奉迎銮驾，血心若斯，易为可鉴。只以王弘、王昙首等在陛下左右，不除臣等，罔得专权，所以交结谗慝，成此乱阶。”此最为当日实情，南史虽摘叙数语，而未能明其本志之无他，此则但求简净，而未免太略而没其真也。当徐羡之、傅亮、谢晦受武帝顾命，立少帝义符，而义符失德，羡之等谋欲废立，而庐陵王义真以次当立，又轻动多过，不任四海，乃先奏废义真，然后废帝，而迎文帝人嗣，其于谋国，非不忠也。文帝即位之次年，羡之等即上表归政，则亦非真欲久于其权，而别有异图者。其曰徐、傅执权于内，檀、谢分镇于外，可以日久不败，此亦王华、王昙首等之诬词，而未必晦等之始念也。只以华、昙首等系文帝从龙之臣，急于柄用，而徐、傅、谢等受遗先帝，久任事权，不除去之，无由代其处，是以百方媒蘖，劝帝以次翦除，然后己可得志。观于王华传谓华见羡之等秉权，日夜搆之于帝，此可知三人之死，不死于文帝，而死于华及昙首等明矣。宋书于亮传载其演慎一篇，见其小心畏祸；晦传载其自诉二表，见其本志为国，此正作史者用意所在，而南史尽删之，未免徒求文字之净，而没其情事之实矣。惟羡之等废少帝而又弑之，并杀义真，此则威权太恣，杀人两兄而北面事之，岂有不败者，毋怪华、昙首等之得逞其搆陷也。霍光不学无术，仅废昌邑王使之归国，羡之等不学无术，乃更甚于霍光。当时范泰已预烛其必败，曰：“吾观古今多矣，未有受遗顾托，而嗣君见杀，贤王婴戮者也。”则虽无华等之倾陷，亦岂有自全之理乎？

书籍介绍

《廿二史劄记》为作者读史之笔记，撰成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与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齐名。《廿二史劄记》共36卷，补遗1卷，系对《史记》、《汉书》直至《明史》等历代正史进行考证之作。赵翼考史的重点，不只停留在对史书文字的校订，更侧重于对史书内容异同和得失的考订。他考史的资料来源，大多为正史，兼或引证杂乘稗史。其考证方法多以正史证正史，兼用本证、互证及理证等方法。在考史的基础上注重议论，是《廿二史劄记》的又一个特点。这里既有关于史学的评论，也有关于史事的评论。在史学评论中，赵翼对历代史书修撰的得失，分析周到，持论平实，其中不乏至今仍值得称道的重要史学见解。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曹光甫先生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