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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

新版序

引言――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一、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二、道统与政统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

三、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兼论“作优”与“修身”

四、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

五、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

六、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

七、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

八、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附录：“士魂商才”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本自序

九、宋代士大夫的政治文化概论

――《朱子文集》序

十、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史与思想史之一面相

十一、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

十二、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1930年生，香港新亚书院文史系第一届毕业生，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新亚书院校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退休。著作包括《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英文）、《后汉的生死观》（英文）、《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现代儒学论》等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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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进入秦、汉之后，中国知识阶层发生了一个最基本的变化，即从战国的无根的“游士”转变为具有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士大夫”。这个巨大的社会变化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士和宗族有了紧密的结合，我们可以称之为“士族化”；二是士和田产开始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们可以称之为“地主化”或“恒产化“。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这话只能适用于先秦的游士。汉代的士大夫，至少从汉武帝以后，则很少是没有”恒产“的。”士族化“与”恒产化“事实上是同一社会发展的两面，其作用都是使士在乡土生根。离不开乡土的士当然就不再是”游士“了。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担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以自己的内在道德修养来作“道”的保证。所以“中庸”说“修身则道立”。儒家因此而发现了一个独立自足的道德天地，固是事实。

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的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社会学家研究古代帝国的政治系统，曾提出“自由流动的资源”（free-floating resources）的概念。所谓“资源”，人力和物力都包括在内。帝国的统治者对“自由流动的资源”的问题最为敏感。因为如果让“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发展而不加控制，则将威胁社会的稳定性。但“自由流动资源”如果过于贫乏，传统的（主要即贵族的）势力大张，则帝国的行政系统又会为之失灵。因此帝国的统治者必须经常地调节“自由流动的资源”，使之与传统的势力配合，并把这两股力量纳入共同的政治结构与组织之中。帝国的统治是否有效就要看它的调节能力如何。

春秋战国时期，以“道”自任的知识分子出现以后，首先便面临着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一方面说，他们在“礼坏乐崩”的局面下需要有一套渊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加强权力的合法基础。从知识分子一面说，道统与政统已分，而他们正是道的承担者，因此握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的权威。

不过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不同，突破并没有带来天上王国与人间王国的清楚分野，耶稣与凯撒之间也始终无法划明权责。故中国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复杂关系也是别具一格的。西方国家与教会对峙的局面则从来不曾在中国史上出现过。不但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中的士阶层蜕化出来的，他们也不能像西方专司神职的教士那样不理俗务。

知识分子代表道统的观念至少自公元前四世纪以来已渐渐取得了政统方面的承认，在互相争霸的形势下，各国君主都尽量争取具有声望的知识界领袖，以增强自身的政治号召力。

从比较宗教学的观点来看，战国君主尊师重道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即政统需要道统的支持，以证明它不是单纯地建立在暴力的基础上。更重要地，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这个历史阶段中，几个主要国家如齐秦魏赵燕都有统一天下的雄图，他们当然更需要在武力之外发展一套精神的力量了。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若干基本特征都已在此时露其端倪。

第一，在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已不在其属于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如封建秩序下的士，而在其所代表的具有普遍性的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其中虽然也有宗教的意义，但它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性道统截然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

第三，知识分子不但代表道，而且相信道比势更尊。

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有通过个人的自爱自重才能尊显他们代表的道。此外别无可靠的保证。

统一天下之后……法家不师古，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而言没有真实意义。...

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所以有人指出，“知识分子”事实上具有一种宗教承当的精神。

今天中外学人往往视“士”或“士大夫”为学者—地主—官僚的三位一体。这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的偏见，以决定论来抹杀“士”的超越性。按之往史，未见其合。事实上，如果“士”或“知识分子”完全不能超越他的社会属性，那么，不但中国史上不应出现那许多“为民请命”的“士大夫”，近代西方也不可能产生为无产阶级代言的马克思了。

书籍介绍

士在中国史上的作用及其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决不是任何单一的观点所能充分说明的。但是无可争辩的，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出发，《士与中国文化》所企图观察和呈现的是：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精神风貌。不用说，这当然只能是一种宏观的历史。但宏观若不能建筑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则将不免流于空泛而武断。因此《士与中国文化》不取通史式的写法，而是一系列的史学专题的研究。作者余英时在各历史阶段中选择了若干有关“士”的发展的中心论题，然后对每一论题进行比较具体而深入的分析。希望能通过这一重点的研究方式以展示“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