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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日》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

前言

导言

第一篇 三元里：爱国主义的政治（1839-1841）

一 三元里事件

二 广东的团练

……

第二篇 大门口的陌生人：抵抗的政治（1842-1849）

六 忠良还是叛逆？

七 进退两难

……

第三篇 叛乱与反动：地方主义的政治（1850-1856）

十 阶级与宗族

十一 华南的秘密社会

……

第四篇 被占领的广州：合作的政治（1857-1861）

十六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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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对许多人来说，最大的魅力在于让人逃避现时——不仅躲避在往昔之中，而且还躲入孤僻而冷漠的“客观”之中，历史学家在那里对现时作奉献。

When evening comes, I return home and go into my study. On the threshold I strip off my muddy, sweaty, workday clothes, and put on the robes of court and palace, and in this graver dress I enter the antique courts of the ancients and am welcomed by them, and there I taste the food that alone is mine, and for which I was born. And there I make bold to speak to them and ask the motives of their actions, and they, in their humanity, reply to me. And for the space of four hours I forget the world, remember no vexation, fear poverty no more, tremble no more at death: I pass indeed into their world.

……在魏斐德看来 ，两次鸦片战争之间的 2 0年 ，在广州的历史是入侵 、抵抗 、自治和合作的过程 。

标注(黄色) - 位置 128

魏斐德在 《大门口的陌生人 》中选取了华南特别是广东作为一个横截面 ，通过对这一地区典型状态下各社会群体关系的动态变化的研究 ，来挖掘中国社会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所做出的反应 。希望通过一个具体地方的研究来透视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 ，从而折射出当时整个中国的历史 。魏斐德将官方所修的政治史 、军事史 、外交史等看作是一个层面 ，而另外一个层面的社会史 ，是以往史学家所忽略的 。

……魏斐德比较了广东与广西的形势 ，反问道 ： “为什么广西的拜上帝会能够演变为一场革命运动 ，而广东的秘密社会则停留在复国主义 ，在理论上没有建树呢 ？基督教理论 ——作为一种与社会脱节的神话 ——传入 ，是否足以赋予儒家思想以某些潜在的革命素质呢 ？ ”

在此 ，魏斐德依然认为 ，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甚至使得反叛者都没有办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只有外来的 “冲击 ”才使得这种革命成为可能 。 [ 1 2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魏斐德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 。尽管在形式上洪秀全同样是一个应试落第的知识分子 ， “但是这一次 ，这位赋闲的知识分子却突然发现了另一种神圣力量的源泉 ——西方 ” 。 [ 1 3 ]魏斐德认为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革命的原因在于它依据西方的理论公开向儒家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 ，从而使其自身成为了中国历史的一个新起点 ，形成了日后改变中国的新力量 。

此外 ，仅仅从魏斐德为这部书所取的名字 “大门口的陌生人 ” （ Strangers at the Gate ） ，我们就可以知道他基本上是按照费正清 “冲击 —回应说 ”的思路 ，来论述 “陌生人 ”来了之后给超稳定的中国华南社会所带来的变化 。……

……

魏斐德...

1841年以后，对洋人的恐惧心理代替了原来的自大心理。“概念构成”，或者如勒费弗尔所称一种“划一观念”，产生了系列化的观点，其基础即是种族偏见。[17]系列化——它使人们能把印象归纳为各种单位——“吸收所有的在观念上和感情上同一气味的东西”。[18]在社会和群众情绪很紧张的时代，这些系列化会产生出广义的替罪羊，给一个紊乱的世界带来秩序。简言之，偏见，包括种族偏见，是能够从我们上面已经考察的那种观念形式中产生的。于是，突然间，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贪婪的，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奸诈的，所有的黑人都有犯罪倾向。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以前就被滥用。例如：嘉庆皇帝就曾称呼那些充当暹罗人贡使的中国商人为“汉奸”。至少到1823年，偷卖鸦片者也被称作“汉奸”。甚至仅同洋人在商业或外交上有来往的人也会受到这样的谴责。最大的叛徒是通过教蛮夷中文或替他们写文件来“出卖”中国文化的人。1795年，替洪任翻译禀文的人就被作为一名“汉奸”处死……

当鸦片战争爆发时，“汉奸”一词的意义变得更加混乱，连在广州的所有商业机构都被归于“汉奸”之列……（林则徐）已在1840年春季的奏折中标明，他认为最坏的敌人不是英国人，而是那无数同英国人来往的商人、水手、苦力等等。

……忽然间，乡勇们像杀英国人一样，也开始屠杀“汉奸”。仅在三元里一地，就有一千两百余名不幸的所谓“汉奸”被杀害。旗兵胡乱指责农民叛国，并以此作为恣意抢掠的借口。

……不可解释的紧张状态常常使受害者在各社会阶层中寻找叛徒。例如，1919年到1920年美国红色恐怖中的土著保护主义，就是以加强外部生活秩序、清楚社会中的外国人因素的办法，来防止一场内部骚乱。

像这样一种非常注重始原和“纯洁”的情况，在一个伟大民族或一个文化综合体的边缘地区，是有代表性的。那些最直率的民族主义者往往来自这些区域，似乎他们能更敏锐地感觉到同过去的历史联系起来的必要性。例如，拿破仑来自科西嘉，希特勒来自奥地利，斯大林来自格鲁吉亚。阿尔及利亚北部的人们的自我意识甚至比巴黎人更有法国味。广东人中间的这种“始原”意识，甚至是残酷的土客战争的部分原因……广州城的排外对日后的民族主义兴起也许起到了重要作用。孙中山革命的兴中会起始于广州并不是一种巧合。但在三元里时代，这种排外只是原始的民族主义。它缺少普遍一致的要求，而这种要求对于一种有活力的政治意识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它缺少革命的可能性。同大多数前工业化时期的这种运动一样，它是一种“正统主义的抵抗”，传统的统治者仍然是文化的模范。在官员们吓退了地方士绅的同时，三元里的暴乱就瓦解了。这一事实说明，传统的士绅们对于意识形态上的凝聚是何等的重要。也就是说，这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城市主义——对特定的、具体的广州城的包围；是它，把反洋人的运动集结了起来。

三元里事件是一个意识上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反官府意识和激烈的反洋人主义的开始。长时期的“概念化”和个体的压抑情绪，突然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承载组织——民间团练。孤立的个人忽然发现他的烦恼与愤怒是“社会认可”的。由于士绅的介入和鸦片战争的风暴，广州附近的农民变得政治化了，他们兴奋地认识到了大众的力量。农民一旦被动员起来，要把他们安定下来就绝非易事了。这就是未来的轮廓，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会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

书籍介绍

清代中国的主要“大门”是广州，“陌生人”即外国人。顾名思义，《大门口的陌生日》是与外国人闯入广州（中国大门）的历史有关，是关于鸦片战争外国入侵中国的。但这本书主要不以此研究为主，而是以英国侵略中国的两次鸦片战争为线索，研究这一历史时期广州和广东省的社会动态，如官府、绅士、团练、农民、宗教、秘密社团等对外国的态度；各自的活动、相互间的关系以及变化，从而揭示中国近代史的开始阶段的某些动向。